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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南方日報網絡版     時間: 2019-07-22 17: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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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研大戰将至,“保内”或“保外”是個難題

  八成院士學術成長道路未必從一而終

  每年9月是一年一度的“保研季”,與“保研”緊密相關的夏令營,則提早在7月的暑期剛剛到來之際,就已經在全國高校遍地開花。為此,許多大三學生早早地做起了準備,從拟定研究方向到準備材料,從了解導師情況到網絡上與未來可能的導師“套磁”,有的學生從當年3月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籌謀。

  始終有一個問題萦繞于學生們的心中:獲得了推薦免試研究生資格後,究竟應該“保内”還是“保外”呢?是留在本科母校,伴随着熟悉的院系、跟随着熟悉的老師,在本科紮實的基礎上“一脈相承”式地繼續鑽研深入?還是選擇前往另一所學府,在全新的學術氛圍和環境中,從不一樣的視角迸發出學術活力?

  選擇,對人一生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學生有抱負在未來成長為頂尖創新人才,那麼從長期發展來看,在“保研”的關鍵節點,究竟應該作出何種選擇?

  作為拔尖創新人才群體的代表——院士的成長經曆無疑有很強的代表性。筆者對全部院士——共2495人(指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在中國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筆者注)進行了梳理,去除被重複計算的院士、本科畢業于1949年之前的院士、沒有研究生學曆的院士,獲得有效樣本1068人。筆者對1068名院士的成長曆程進行分析,試圖探究拔尖創新人才的教育成長路徑。

  八成院士經曆過跨院校的學習

  筆者把本科、碩士、博士三個教育階段,院士在不同高校學習的經曆稱為具備學緣異質性。用更通俗的語言來理解,就是不同教育階段在不同學校就讀,院士在學術成長道路上不是從一而終。

  在對院士教育經曆劃分後,筆者經過統計後發現:僅有204名院士在同一所學校接受了從本科到碩士甚至博士階段的完整的學曆教育,占全部有效樣本近兩成;而八成人,也就是864名院士在本科、碩士、博士三個階段,至少經曆了一次環境的轉變,更有很多人經曆了兩次轉變。

  除院士履曆相關數據,多名院士對早年求學生涯的回憶也印證了不同階段不同學校的求學經曆與創新間的密切關系。中國科學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憶自己在蘇聯的求學生涯,當時蘇聯遺傳學分為對立兩派,他所求學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導師分屬于不同派别,他分别從兩派中汲取了養分。翟院士坦言,“這對我後來的學習非常有幫助,我很支持‘百家争鳴,百花齊放’。” 中國工程院院士傅依備先後在四川化工學院、列甯格勒大學化學系和列甯格勒蘇維埃工學院核化工專業(核燃料處理工藝專業)學習,1960年5月獲得副博士學位,最後才轉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領域。

  也有不少院士認為,成就自己的關鍵在于就讀于不同學校期間跟随過多位不同的優秀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梁敬魁在回憶錄中說,“在我不同的求學和工作初期,知識淵博、誨人不倦的老師給我打下了紮實的基礎,為我以後在學科交叉領域從事研究工作,順利完成科學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洪鐘也認為,他在學習和科學研究道路上先後在太原工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期間遇到楊貴林、郭慕孫和格雷斯(J.R.Grace)3位優秀科學家導師,使得自己的研究視野始終處于科學前沿。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忠範在吉林工學院、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學習,先後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并在東京大學分子科學研究所做博士後。博士生導師藤島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淺,成了他研究的轉折點;博士後流動站的導師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對科學的理解。

  上述實證數據表明,作為我國的拔尖創新人才群體,大部分院士經曆了跨院校的學習,具備從多個院校獲得的廣闊學術視野和研究經驗。院士回憶錄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學術流動與學術成就間的關聯。

  學術流動越頻繁 學術生産力越高

  另一項研究以我國229名青年長江學者為研究對象,也發現多數學者在本、碩、博教育階段學術流動頻繁,教育階段就讀于3所院校的學者進入學術職業發展期開展獨立科研的時間最短;不同校際間的流動、留學經曆通過多樣性的教育模式、學習氛圍,利于學者在成長階段汲取新的思維方式、知識結構。

  香港大學學者霍頓2013年針對學術流動與學術生産力之間的研究,發現個體學術生涯早期的流動經曆與其終生的學術行為、學術産出密切相關,缺乏流動會帶來學術生産力低下。同時他還發現,隻“流動”一次與不“流動”者之間學術生産力的區别并不明顯,教育政策應當關注于“縮短”學術“近親繁殖”的時間與其他可能。

  由此可見,很多拔尖創新人才在成長中經曆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學術流動,背後原因何在?

  筆者分析:第一,範式陷阱的制約。在不同地區、不同院校求學,有助于學生獲得多方面、多元的知識和理念;跟随不同方向、不同理念的導師學習,使個體避免了由于長期跟随固定教師或教師群體所形成的學術觀點的遮蔽,避免陷入長期反複訓練所形成的“範式陷阱”。尤其是在當下對複合型人才需求越來越強烈,被局限的學術視野、相對單一的知識結構已經難以滿足迅猛發展的科技需求,如果學生的學曆教育在同一學校完成,在某種程度上,成長為拔尖創新人才的概率将大幅降低。

  第二,認知心理學的認知邏輯。人類記憶按照意義組織聯結在一起,個體每接受一類新知識就會在腦海中激活一片新神經元,圍繞其核心概念形成一個輻射狀聯結的節點;當個體今後再接受了相同(或相近)領域知識時,會在原有已激活神經元的附近延伸出去,再激活更多神經元并建立聯結通路,擴大那個節點。當兩片已經激活的神經元非常臨近時,個體便有可能自發地在這兩片神經元中建立聯結通路。創新往往就發生在未知領域的知識重構與原本并無聯系的節點之間聯結通路的建立過程中。筆者認為,校際流動的意義有助于個體建立更多神經聯結通路。在同一所學校、同一個領域深入學習,固然有助于大腦源源不斷地激活更多的神經元,使該節點所聯結的神經元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增多,其半徑不斷擴大;但在校際、學科之間流動方能使個體從不同的切入點看待同一現象,脫出原有知識架構。

  第三,增加與學術創造力相關的機緣與瞬間。“本研一體”的教育制度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思路是線性的,即希望學生從本科開始就找到自己的“志趣”,從此沿着自己的理想一帆風順地成為我們想要他們成為的那種人。但事實上人的志趣、理想乃至人本身,終其一生始終在發生着變化和發展,在不同時期會面臨不同的機遇和挑戰。隻有變化的環境才會增加這樣的機緣。

  有些學生可能會認為,中國學術界有“圈子”文化,自己保研到了其他高校,就不能與原來的老師建立更深關系,不能進入母校學者的“圈子”。但其實,保研選擇其他高校,才會認識更多其他學者,使自身成長環境發生變化,帶來不同的信息、知識和多元視角,這有助于思維發展和學術能力的持續增進,避免單一學術視角的遮蔽,也有助于拓寬自己的學術人脈。

  很多高校“保内”風氣盛行

  目前,我國高校推免現狀不容樂觀。不少高校出于生源、招生成本等方面的考慮,往往傾向于招收本校推免生。加之近年來高校科研任務越來越重,“雙一流”評估壓力增大,高校對于“研究生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增長。本校學生自大四起便可作為研究助手參與工作,本校推免生“好用”“好上手”,緻使不少高校的“保内”風氣愈演愈烈。

  從高校流入構成(高校接收學生的生源學校結構比例)來看,相關數據顯示,北京一所高校2018年拟接收推薦免試研究生共計3120名,其中碩士生2195名,博士生925名,來自全國162所高校,其中來自本校的免試碩士生795名,免試博士生242名,共計1037名,占全部名額的33.24%。

  從高校流出構成(本校學生去往其他高校的結構比例)來看,各校公開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顯示,上海一所高校2018屆本科、碩士畢業生中,1961人選擇國内升學,其中,1743人選擇了本校升學,比例高達88.88%;華東一所高校2018屆畢業生中,2162名本科生被錄取為國内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研究生,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757人,比例高達81.27%;中部一所高校2018屆本科畢業生中,832人選擇國内升學,其中557人選擇了本校,占66.95%。

  “本研一體”模式對學生和高校或是尚未知覺的危險

  部分學者近年來再次提出了“本碩連讀”等“本研一體”培養模式,以求縮短學制、提高人才培養效率。一些高校也在其一流本科教育行動方案中将“本研一體”作為戰略明确提出。

  筆者認為,“本研一體”的培養模式縮短了學制,讓學生更早地接觸科研,也避免了本科最後一年的“空窗期”,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人才培養效率。但“本研一體”卻限制了學生的校際流動,使他們在學術生涯的早期在同一院校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筆者認為,對拔尖創新人才成長而言,“本研一體”模式對學生和高校或是尚未知覺的危險。

  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每所院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學科和研究方向,都有具有個性的學者,學科差别相對院校差别更加顯著。因此,對于有着成長為拔尖創新人才抱負的學生而言,無論選擇“保研”還是報考研究生,其目标高校選擇的視野不能局限在本校。其中,在研究生期間,學科水平對于學生未來創新更加重要,學生可以更多考慮與母校相同學科水平、甚至更好水平的學科和高校作為優先選擇目标。

  國家宏觀教育政策賦予了學生選擇自由的權利,教育部于2013、2014年連續發文強調“推免工作提倡不同高校學生交流融合,激發學生創新活力,鼓勵學科交叉,推動複合型人才培養”,指出“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本校推免生報考其他研究生招生單位”“要充分尊重并維護考生自主選擇志願的權利,不得将報考本校作為遴選推免生的條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推免生自主報考”。部分高校要求學生必須“保内”才能獲得推薦資格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約為8114萬人,仍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資源第一大國的地位,但與總量第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頂尖科技人才嚴重不足,直接導緻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弱,很難在世界範圍内真正展開競争與合作。回應“錢學森之問”在貿易戰背景下、在芯片“咽喉”被卡後顯得尤為迫切,并呈現出時代新的意義。筆者對院士學緣的深入研究,期待找到拔尖創新人才成長規律的一個關鍵方面,期待能給高校教師、管理者以新的啟發。

  (盧曉東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張旭菲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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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我們希望這裡是真正的圓桌會議,盡量接近理性,盡量遠離口水,盡量富于建設性,談論那些從胎教開始就争論不休的教育問題。為此, 我們拉出一張“教育圓桌”。

  jiaoyuyuanzhuo@sina.cn,等你發言。

  盧曉東 張旭菲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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